帝国的惆怅/易中天,一病例-闺蜜小说网

书号:44783 时间:2017/12/12 字数:3874

上一章　　　一、病例　　　下一章　( → )

　　这是一个被人讲过的老故事。

　　公元1839年，即清道光十九年，山西官场出了件怪事。介休县一位姓林的县长（当时的正式称谓是“知县”），向省‮府政‬递

了一份报告，告发一系列‮员官‬的违法

纪行为，并请求省府转呈‮央中‬。揭发的內容有二十二条，几乎涉及本省所有主要‮员官‬，还涉及到一个大学士（汤金钊）和一个尚书（隆云章）。明清两代，有內阁，无宰相，⾝为阁臣的大学士地位很⾼，实际上被官场和民间视为宰相。尚书当然就是部长。那时‮央中‬ ‮府政‬只有六个部，即吏部（管‮员官‬）、户部（管财政）、礼部（管教化）、兵部（管军事）、刑部（管刑律）、工部（管建设），所以尚书的地位也很⾼。清代官阶，內阁大学士正一品，尚书从一品，都是“位极人臣”涉案‮员官‬的级别如此之⾼，范围如此之广，一旦上报朝廷，惊动圣听，立马就会引起轩然大波，不知多少人⾝家不保。

　　山西藩台张澧中接到报告，顿时吓出一⾝冷汗，一连几个晚上睡不着觉。他太知道这里面的利害了。林县长的报告是正式公文，庒是庒不住的。林县长的举报证据确凿，赖也是赖不掉的。赖，只会越描越黑；庒，则犯了欺君之罪。当然，就这么

上去也不行。因为这些事他自己都有份。思前想后，只好硬着头⽪向新任巡抚杨国桢汇报。

　　这里我们要稍微

代一下清朝的官制，因为这点知识我们总归用得着。清制，省一级的地方官和府、州、县不同，是两个，即藩台和臬台。藩台和臬台同为‮长省‬，只是职权范围不同。藩台的正式官名是承宣布政使，简称布政使，主管一省的‮政民‬和财政。另外，省內‮员官‬的升迁调动，理论上也归布政使管。臬台的正式官名是提刑按察使，简称按察使，主管一省的司法和监察。另外，也管邮政和监考。布政使和按察使都有自己的衙门，也都有相当于现在厅、局、科、办的下属职能部门，是地地道道的一级地方‮府政‬。布政使的衙门叫布政使司（藩司），按察使的衙门叫按察使司（臬司），号称二司。二司是平级单位（藩司地位略⾼），平时各行其政，遇到大事则要由二司会议，所以藩司和臬司合起来才是省‮府政‬，藩台和臬台也都是‮长省‬。

　　不过藩台和臬台并不是省里的一二把手，因为他们之上还有巡抚。巡抚才是真正的封疆大吏。有人因为巡抚统领一省事务，就说巡抚相当于‮长省‬，其实是不准确的。实际上巡抚和总督一样，是‮央中‬ ‮府政‬派驻地方的“省之上级‮员官‬”他们是‮央中‬官，不是地方官，因此也都有‮央中‬ ‮府政‬的职衔。总督例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衔，是名义上的监察部部长。巡抚则例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，是名义上的监察部副部长。‮国中‬历朝历代都有监察部，起先也都叫“御史台”（汉初也叫“御史府”），明太祖洪武年间改为“都察院”都察院长官叫都御史，副长官叫副都御史，都分左右。左职留在‮央中‬，主持监察部（都察院）⽇常工作；右职派到地方，作为代表‮央中‬监察地方的大员。所以，总督和巡抚，原本不是地方官，而是特派员。

　　总督和巡抚不但是监察‮员官‬，还是军事‮员官‬。除兼任监察部的部长、副部长外，总督同时还要兼领兵部尚书衔，是名义上的国防部长。巡抚则兼领兵部侍郞甚至兵部尚书衔，是名义上的国防部副部长甚至部长。巡抚和总督既然是‮央中‬派驻地方的“监省之官”他们的衙门也就只有一些普通工作人员和‮人私‬聘请的“幕友”（秘书），没有下属职能部门（厅、局），因此不算一级地方‮权政‬或‮府政‬。从法理上说，省‮府政‬只能是藩司和臬司。

　　总督和巡抚作为‮央中‬派驻地方的‮员官‬，开始是非常任的，有事情才指派。但久而久之，就变成常任的了。清代的情况，大体上是巡抚管一省，总督管多省（二个或三个），只有直隶和四川例外。直隶和四川是只有总督没有巡抚的，他们也只管一个省。于是巡抚就成了省里的一把手，藩台（布政使）变成二把手，臬台（按察使）变成三把手。巡抚正二品，藩台从二品，臬台正三品，清代省里面负‮导领‬责任的‮员官‬，主要就是这三个。

　　现在省里出了这样的大事，作为二把手的藩台张澧中不敢擅自作主，便向一把手巡抚杨国桢汇报。杨国桢刚刚调到山西不久，正在雁北地区（当时叫朔平府）视察。看了林县长的举报，大为惊诧。林县长说，我们山西，每当钦差大臣（比如大学士汤金钊和尚书隆云章）驾到时，总要由太原府出面，以办公费的名义向山西藩司（省‮府政‬）借二万两银子做招待费，事后再向下属层层摊派。每次摊派的数目，总在三五万上下。这当然是明显的违法

纪。因为朝廷三令五申，各级‮员官‬务必奉公守法，不得铺张浪费，更不得索贿受贿。钦差大臣代天子巡视，就更应该以⾝作则，怎么可以这样骄纵奢靡？招待一下就是二万两银子，吃工作餐难道要用这么多钱？剩下的钱到哪里去了？是不是落进了钦差大臣的

包？这是一。其二，招待钦差用了二万两银子，收上来的摊派费却是三五万，多余的钱又到哪里去了？是不是落进了张澧中之流的

包？要知道，三五万两银子可不是小数。据吴思先生计算，它相当于1000万‮民人‬币，在江南一带可以购买二三百处有正房有偏房的院子。如果用当时‮员官‬的俸禄来计算，则相当于一个一品大员200年的薪⽔。所以，这两条要是深究起来，张澧中也好，汤金钊和隆云章也好，不掉脑袋，也得掉乌纱帽。

　　问题在于，张澧中他们这样做，并不是他们胆大妄为，更不是他们的发明创造。全‮国中‬各省各府都是这么做的，只不过因为各地贫富不均，银两的数字有些出⼊罢了。大清帝国的‮员官‬们心里都很清楚，他们的前程并不掌握在老百姓手里，甚至也不掌握在皇上手里，而是掌握在上级‮员官‬手里。我们知道，当时‮国全‬共有18行省。每省一个布政使（藩台），一个按察使（臬台），就是32员。此外，一省一个巡抚（直隶、四川的抚职由总督兼领），共16员。直隶、两江、闽浙、湖广、陕甘、四川、两广、云贵，各总督一员（山东、山西、河南三省没有总督管），共8员。这样，仅省与省之上级‮员官‬就有56人。皇帝能看住这些人，就算不错。省以下的地方官，他其实是管不了的，得靠总督、巡抚、藩台、臬台他们来管。这个道理，道、府、州、县们都明⽩。

　　问题是，上级‮员官‬虽然权力很大，油⽔却不多，因为他们并不直接和老百姓打

道。而且，官越大，离老百姓就越远，搜刮民脂民膏就越困难。这就要靠下级‮员官‬来“孝敬”我们知道，帝国的‮员官‬包括中枢‮员官‬（京官）和地方‮员官‬（地方官），而地方官又可以分为两大类，即“牧民之官”和“牧官之官”州官、县官是“牧民之官”是管老百姓的。总督、巡抚、藩台、臬台、知府是“牧官之官”是管下级官的。“牧民之官”地位低、权力小、油⽔大“牧官之官”则相反。因此管官的官要靠管民的官来孝敬，中枢官则要靠地方官孝敬。地方官都有自己的地盘。这地盘上不但长庄稼，也出银子、出女人。地方官要拿一点来用，是很便当的（州官和县官则尤为方便）。老百姓是“羊”地方官是“牧”牧人要从“羊”⾝上拔几

“羊⽑”还不是小菜一碟？

　　但地方官能够当上牧人，全靠上级‮员官‬关照（总督、巡抚、藩台、臬台们则要靠京官关照）。那么，难道不该贡献一点“羊⽑”？所以，作为一个地方官，招待来地方视察的上级‮员官‬，是他们的本分。下级地方官为自己的上级招待上级“出⾎”也是他们的本分。比如省里招待‮央中‬来的‮导领‬，当然要由县里出钱。‮央中‬来的‮导领‬虽然不会领县里的情，但省里会领。作为一个县长，这也就够了。县长只要哄得‮长省‬⾼兴，前程就有了保障。要他出点钱，他不会有意见。至于省里在计划外多要了一些，也不值得大惊小怪。县里向乡里、向百姓收税收费的时候，不也是要多收一些的吗？

　　因此张澧中他们的做法并不标新立异。他们遵守的，是官场中一条虽不成文，却约定俗成彼此心照不宣的规矩，当时的说法叫做“陋规”也叫“规礼”反倒是林县长的揭发有些“出格”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。大家都在做的事你也告，你这官还想不想当了？所以，杨巡抚看了张藩台汇报，便对陪同视察的朔平知府张集馨说：你们山西的吏风怎么如此荒谬？

　　荒谬自然有荒谬的原因。原来，前次省里派一位姓虞的知府到介休县查案子的时候，林县长卑躬屈膝百依百顺，要什么给什么。就连虞专员要泡妞，林县长都帮着找人，临了还让他

包鼓鼓，満载而归。然而虞专员回到省里却没有说林县长的好话，反而撺掇张‮长省‬把林县长的一个小岔子上报‮央中‬，害得林县长

飞蛋打，丢了乌纱帽。你想，县长巴结专员、‮长省‬，不就是想落点好处么？即便不能青云直上，至少也得保住顶戴。现在倒好，林县长不但没了升官的希望，连一个小小的县太爷也做不成了，那他凭什么还要巴结你？他又岂能不报这一箭之仇，岂能不设法把自己的“损失”补回来？林县长心里很清楚，张‮长省‬断然不敢将材料上

。那好，老子就狠狠敲你一笔，让你们知道七品芝⿇官也不是好惹的！俗话说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林县长现在成了光脚的，他怕什么！

　　这件事最后由二品大员张‮长省‬向林县长低头，重金买回举报材料了结。具体的价码，是现银一万（可以买三个县职），并将林县长任期內的亏空一笔勾销，由后任承担。作为知情人之一，时任朔平知府的张集馨在他的《道咸宦海见闻录》一书中记录了此案的全过程。吴思的《潜规则：‮国中‬历史中的‮实真‬游戏》（以下简称《潜规则》）一书也引用了此案。

据这个案例，也

据其他证据，吴思先生得出一个结论，那就是：历史上的‮国中‬官场实际上不是按照‮央中‬精神和红头文件来运作，而是靠一系列虽不成文却约定俗成、彼此心照不宣且行之有效的规矩来维持的。这样一种规矩，吴思先生称之为“潜规则”；而在我看来，由此表现出来的‮败腐‬，就该叫做“非典型‮败腐‬” 　wWw.iGmＸS.Cｏ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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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一个被人讲过的老故事。　　公元1839年，即清道光十九年，山西官场出了件怪事。介休县一位姓林的县长（当时的正式称谓是“知县”），向省‮府政‬递了一份报告，告发一系列‮员官‬的违法纪行为，并请求省府转呈‮央中‬。揭发的內容有二十二条，几乎涉及本省所有主要‮员官‬，还涉及到一个大学士（汤金钊）和一个尚书（隆云章）。明清两代，有內阁，无宰相，⾝为阁臣的大学士地位很⾼，实际上被官场和民间视为宰相。尚书当然就是部长。那时‮央中‬ ‮府政‬只有六个部，即吏部（管‮员官‬）、户部（管财政）、礼部（管教化）、兵部（管军事）、刑部（管刑律）、工部（管建设），所以尚书的地位也很⾼。清代官阶，內阁大学士正一品，尚书从一品，都是“位极人臣”涉案‮员官‬的级别如此之⾼，范围如此之广，一旦上报朝廷，惊动圣听，立马就会引起轩然大波，不知多少人⾝家不保。　　山西藩台张澧中接到报告，顿时吓出一⾝冷汗，一连几个晚上睡不着觉。他太知道这里面的利害了。林县长的报告是正式公文，庒是庒不住的。林县长的举报证据确凿，赖也是赖不掉的。赖，只会越描越黑；庒，则犯了欺君之罪。当然，就这么上去也不行。因为这些事他自己都有份。思前想后，只好硬着头⽪向新任巡抚杨国桢汇报。　　这里我们要稍微代一下清朝的官制，因为这点知识我们总归用得着。清制，省一级的地方官和府、州、县不同，是两个，即藩台和臬台。藩台和臬台同为‮长省‬，只是职权范围不同。藩台的正式官名是承宣布政使，简称布政使，主管一省的‮政民‬和财政。另外，省內‮员官‬的升迁调动，理论上也归布政使管。臬台的正式官名是提刑按察使，简称按察使，主管一省的司法和监察。另外，也管邮政和监考。布政使和按察使都有自己的衙门，也都有相当于现在厅、局、科、办的下属职能部门，是地地道道的一级地方‮府政‬。布政使的衙门叫布政使司（藩司），按察使的衙门叫按察使司（臬司），号称二司。二司是平级单位（藩司地位略⾼），平时各行其政，遇到大事则要由二司会议，所以藩司和臬司合起来才是省‮府政‬，藩台和臬台也都是‮长省‬。　　不过藩台和臬台并不是省里的一二把手，因为他们之上还有巡抚。巡抚才是真正的封疆大吏。有人因为巡抚统领一省事务，就说巡抚相当于‮长省‬，其实是不准确的。实际上巡抚和总督一样，是‮央中‬ ‮府政‬派驻地方的“省之上级‮员官‬”他们是‮央中‬官，不是地方官，因此也都有‮央中‬ ‮府政‬的职衔。总督例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衔，是名义上的监察部部长。巡抚则例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，是名义上的监察部副部长。‮国中‬历朝历代都有监察部，起先也都叫“御史台”（汉初也叫“御史府”），明太祖洪武年间改为“都察院”都察院长官叫都御史，副长官叫副都御史，都分左右。左职留在‮央中‬，主持监察部（都察院）⽇常工作；右职派到地方，作为代表‮央中‬监察地方的大员。所以，总督和巡抚，原本不是地方官，而是特派员。　　总督和巡抚不但是监察‮员官‬，还是军事‮员官‬。除兼任监察部的部长、副部长外，总督同时还要兼领兵部尚书衔，是名义上的国防部长。巡抚则兼领兵部侍郞甚至兵部尚书衔，是名义上的国防部副部长甚至部长。巡抚和总督既然是‮央中‬派驻地方的“监省之官”他们的衙门也就只有一些普通工作人员和‮人私‬聘请的“幕友”（秘书），没有下属职能部门（厅、局），因此不算一级地方‮权政‬或‮府政‬。从法理上说，省‮府政‬只能是藩司和臬司。　　总督和巡抚作为‮央中‬派驻地方的‮员官‬，开始是非常任的，有事情才指派。但久而久之，就变成常任的了。清代的情况，大体上是巡抚管一省，总督管多省（二个或三个），只有直隶和四川例外。直隶和四川是只有总督没有巡抚的，他们也只管一个省。于是巡抚就成了省里的一把手，藩台（布政使）变成二把手，臬台（按察使）变成三把手。巡抚正二品，藩台从二品，臬台正三品，清代省里面负‮导领‬责任的‮员官‬，主要就是这三个。　　现在省里出了这样的大事，作为二把手的藩台张澧中不敢擅自作主，便向一把手巡抚杨国桢汇报。杨国桢刚刚调到山西不久，正在雁北地区（当时叫朔平府）视察。看了林县长的举报，大为惊诧。林县长说，我们山西，每当钦差大臣（比如大学士汤金钊和尚书隆云章）驾到时，总要由太原府出面，以办公费的名义向山西藩司（省‮府政‬）借二万两银子做招待费，事后再向下属层层摊派。每次摊派的数目，总在三五万上下。这当然是明显的违法纪。因为朝廷三令五申，各级‮员官‬务必奉公守法，不得铺张浪费，更不得索贿受贿。钦差大臣代天子巡视，就更应该以⾝作则，怎么可以这样骄纵奢靡？招待一下就是二万两银子，吃工作餐难道要用这么多钱？剩下的钱到哪里去了？是不是落进了钦差大臣的包？这是一。其二，招待钦差用了二万两银子，收上来的摊派费却是三五万，多余的钱又到哪里去了？是不是落进了张澧中之流的包？要知道，三五万两银子可不是小数。据吴思先生计算，它相当于1000万‮民人‬币，在江南一带可以购买二三百处有正房有偏房的院子。如果用当时‮员官‬的俸禄来计算，则相当于一个一品大员200年的薪⽔。所以，这两条要是深究起来，张澧中也好，汤金钊和隆云章也好，不掉脑袋，也得掉乌纱帽。　　问题在于，张澧中他们这样做，并不是他们胆大妄为，更不是他们的发明创造。全‮国中‬各省各府都是这么做的，只不过因为各地贫富不均，银两的数字有些出⼊罢了。大清帝国的‮员官‬们心里都很清楚，他们的前程并不掌握在老百姓手里，甚至也不掌握在皇上手里，而是掌握在上级‮员官‬手里。我们知道，当时‮国全‬共有18行省。每省一个布政使（藩台），一个按察使（臬台），就是32员。此外，一省一个巡抚（直隶、四川的抚职由总督兼领），共16员。直隶、两江、闽浙、湖广、陕甘、四川、两广、云贵，各总督一员（山东、山西、河南三省没有总督管），共8员。这样，仅省与省之上级‮员官‬就有56人。皇帝能看住这些人，就算不错。省以下的地方官，他其实是管不了的，得靠总督、巡抚、藩台、臬台他们来管。这个道理，道、府、州、县们都明⽩。　　问题是，上级‮员官‬虽然权力很大，油⽔却不多，因为他们并不直接和老百姓打道。而且，官越大，离老百姓就越远，搜刮民脂民膏就越困难。这就要靠下级‮员官‬来“孝敬”我们知道，帝国的‮员官‬包括中枢‮员官‬（京官）和地方‮员官‬（地方官），而地方官又可以分为两大类，即“牧民之官”和“牧官之官”州官、县官是“牧民之官”是管老百姓的。总督、巡抚、藩台、臬台、知府是“牧官之官”是管下级官的。“牧民之官”地位低、权力小、油⽔大“牧官之官”则相反。因此管官的官要靠管民的官来孝敬，中枢官则要靠地方官孝敬。地方官都有自己的地盘。这地盘上不但长庄稼，也出银子、出女人。地方官要拿一点来用，是很便当的（州官和县官则尤为方便）。老百姓是“羊”地方官是“牧”牧人要从“羊”⾝上拔几“羊⽑”还不是小菜一碟？　　但地方官能够当上牧人，全靠上级‮员官‬关照（总督、巡抚、藩台、臬台们则要靠京官关照）。那么，难道不该贡献一点“羊⽑”？所以，作为一个地方官，招待来地方视察的上级‮员官‬，是他们的本分。下级地方官为自己的上级招待上级“出⾎”也是他们的本分。比如省里招待‮央中‬来的‮导领‬，当然要由县里出钱。‮央中‬来的‮导领‬虽然不会领县里的情，但省里会领。作为一个县长，这也就够了。县长只要哄得‮长省‬⾼兴，前程就有了保障。要他出点钱，他不会有意见。至于省里在计划外多要了一些，也不值得大惊小怪。县里向乡里、向百姓收税收费的时候，不也是要多收一些的吗？　　因此张澧中他们的做法并不标新立异。他们遵守的，是官场中一条虽不成文，却约定俗成彼此心照不宣的规矩，当时的说法叫做“陋规”也叫“规礼”反倒是林县长的揭发有些“出格”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。大家都在做的事你也告，你这官还想不想当了？所以，杨巡抚看了张藩台汇报，便对陪同视察的朔平知府张集馨说：你们山西的吏风怎么如此荒谬？　　荒谬自然有荒谬的原因。原来，前次省里派一位姓虞的知府到介休县查案子的时候，林县长卑躬屈膝百依百顺，要什么给什么。就连虞专员要泡妞，林县长都帮着找人，临了还让他包鼓鼓，満载而归。然而虞专员回到省里却没有说林县长的好话，反而撺掇张‮长省‬把林县长的一个小岔子上报‮央中‬，害得林县长飞蛋打，丢了乌纱帽。你想，县长巴结专员、‮长省‬，不就是想落点好处么？即便不能青云直上，至少也得保住顶戴。现在倒好，林县长不但没了升官的希望，连一个小小的县太爷也做不成了，那他凭什么还要巴结你？他又岂能不报这一箭之仇，岂能不设法把自己的“损失”补回来？林县长心里很清楚，张‮长省‬断然不敢将材料上。那好，老子就狠狠敲你一笔，让你们知道七品芝⿇官也不是好惹的！俗话说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林县长现在成了光脚的，他怕什么！　　这件事最后由二品大员张‮长省‬向林县长低头，重金买回举报材料了结。具体的价码，是现银一万（可以买三个县职），并将林县长任期內的亏空一笔勾销，由后任承担。作为知情人之一，时任朔平知府的张集馨在他的《道咸宦海见闻录》一书中记录了此案的全过程。吴思的《潜规则：‮国中‬历史中的‮实真‬游戏》（以下简称《潜规则》）一书也引用了此案。据这个案例，也据其他证据，吴思先生得出一个结论，那就是：历史上的‮国中‬官场实际上不是按照‮央中‬精神和红头文件来运作，而是靠一系列虽不成文却约定俗成、彼此心照不宣且行之有效的规矩来维持的。这样一种规矩，吴思先生称之为“潜规则”；而在我看来，由此表现出来的‮败腐‬，就该叫做“非典型‮败腐‬” 　wWw.iGmＸS.Cｏ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