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/黄仁宇,05文景之治-闺蜜小说网

书号:42269 时间:2017/9/29 字数:2318

上一章　　　05、文景之治　　　下一章　( → )

　　汉朝于公元前２０２年统一‮国全‬，分封异姓功臣为王者七国，同姓‮弟子‬为王者九国。又有侯国一百余。封侯只食邑，不理‮政民‬。王国则俨然‮立独‬“宮室百官同制京师”这只算是‮央中‬权力还没有稳定之前“不为假王填之，其势不定”的临时办法。所以帝业一确定，刘邦和吕后，就用种种方法，去消灭异姓功臣。內中只有长沙王吴芮被封四月之后病故，可算善终，又四传之后无嗣才除国。其他或遭擒杀，或被

而亡命于匈奴，统统没有好结果。

　　而吕后以女主专政，以吕产为相国，吕禄为上将军。吕氏封有三王，引起朝內大臣和朝外诸王嫉妒，酿成“诸吕之

”直到吕家势力被扑灭，文帝刘恒被拥戴登极，汉朝帝业，才算稳定。文帝在位２３年，传位于儿子刘启，是为景帝，在位１６年。这３９年，从公元前１７９年到１４１年，汉朝的政局，开始正规化。

据传统谥法“道德博闻曰文”“由义而济曰景”文与景都是上好称呼。而刘恒与刘启间轻刑法，减赋税，亲儒臣，求贤良，年岁收成不好就下诏责己，又不大更张，一意与民休息。其恭俭无为，在‮国中‬历史上造成“文景之治”是‮国中‬统一以来第一次经历史家称羡的时期。

　　可是今⽇我们从长时期远距离的立场看来，这一段历史，也要赋予一种新的解释。

　　‮国中‬因赈灾治⽔及防“虏”需要，在公元之前就完成了统一，在政治上成为一种超时期的早

。汉⾼祖刘邦还沛县时，作歌鸣志自称“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內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！”可见得他在不经意的时候已经把个人功业和‮家国‬安危看作一体。创业既艰难，守成也不容易。因此他与吕后总以巩固新朝代为前提，甚至‮杀屠‬功臣，不择手段。从个人的立场，我们不能对他们同情。其残酷少恩，至少和“闻一不义杀一不辜虽得天下不为”的宗旨相违。可是从公众利益着想，我们却又感觉到因当⽇情况，他们只⾝负责天下一统的局面之棘手，诚有如１７００年后西方的马基维利著《威权皇子》时所说，执政者的恩怨与个人恩怨不同。司马迁记刘邦听说吕后已将他得意功臣韩信处死时“且喜且怜之”班固亦称“且喜且哀之”这样的记述和其他文字上描写汉⾼祖的情形一致，应当是基于事实。

　　在纸张还未出现文书还靠木简传递之际，‮国中‬已经在一个广大的领域上完成统一，不能说不是一大成就。可是今后‮国中‬两千年仍要对这成就付出相当代价。各地区间经济因素的成长，是这些地区特殊社会与特殊文化的张本，也就是地方分权的

据。在此种因素及其广泛实施和有关习惯法制都没有发展之际，就先笼头套上一个统一的‮央中‬ ‮府政‬，以后地方分权，就无凭藉。各地方连自治的能力都没有，又何遑论及民权？因此就只有皇权的膨

与巩固。

　　文景之治，表面上‮民人‬受惠，然则其施政不出于“开明专制”的典型。我们也知道：在一个广大的领域之上行专制，必自命开明。因为它执掌绝对的皇权，除了以“受天命”和“替百姓服务”之外，找不出一个更好支持它本⾝存在及其作为的逻辑。其真伪不论，即算它做得最好，顶多亦不过“民享”而不是“民治”长期如此，其权力必凝固而为官僚政治。

　　在文景之治的阶段里，最重要的一个变动，乃是公元前１５４年“七国之

”吴王刘鼻是汉⾼祖的侄子。他的长子刘贤在文帝时侍从皇太子即是后来的景帝饮酒博弈，两人发生争执，刘贤被景帝打死，皇室将他的尸体送还吴国归葬，而吴王坚持送他回长安埋葬，有让文帝景帝受道德责谴的样子，并且兹后即称病不朝。因此这纠葛及人命案可以视作以后吴楚叛变私下里的一个原因。

　　实际上还有一个原因，则是吴国处于长江下游，煎矿得铜，煮⽔为盐，吴王即利用这商业的财富，减轻并替代‮民人‬的赋税，因之得民心。他又收容人才，接纳各地“豪杰”

据当⽇的观念，造反不一定要有存心叛变的证据，只要有叛变的能力也可以算数。所以御史大夫（皇帝的机要秘书长）晁错就说：“削之亦反，不削亦反。削之反亟，祸小；不削反迟，祸大。”已指出一个地方政治经济和法制因素不能任之自由发展的道理。

　　果然因削藩一事吴王刘濞反，其他楚，赵，济南，留川，胶东，胶西也反，以诛晁错为名。景帝起先倚错为先朝重臣图吴，这时又受袁盎之计杀错。晁错奉皇帝之召议事，他穿朝⾐晋谒，不料被骗，临头碰上一个离间君臣大逆不道的罪名被车载东市而斩首。这样七王就失去了称兵所凭藉的理由。

　　七国的叛变，也因先朝宿将周亚夫的指挥得当，不出三月而事平，七王皆死，首事者

子⼊宮为奴。又１１年景帝又以条侯太尉周亚夫“此央央非少主臣也”也就是看出他经常带有一⾼兴和不服气的态度，很难在继位皇帝下做社稷之臣的样子，找着细故将他下狱死。这时汉朝同姓‮弟子‬的王国，或国除改为郡县，或被‮裂分‬为小王国，其官僚亦由朝廷遣派，一到汉武帝初年，残存的王国更有名无实，汉朝实际已恢复秦朝全面郡县的体制。司马迁作〈景帝纪〉时，注重刘启一朝，为“安危之机”只有班彪班固⽗子作《汉书》时才強调文帝“宽忍”景帝“遵业”又提出“周云成康，汉言文景”的歌颂。

　　‮国中‬官僚制度之下，皇帝是一切争端和是非的最⾼裁判者，即使对付技术问题，也必予以道德名义。很多事情其解决办法又要迅速确断，因此通常惨酷少恩。汉朝的皇帝中，只有第七位宣帝刘询对此情节了解最深，而且直言不讳。他的太子见他因大臣稍出不逊之辞，即将他们处死作诤谏，宣帝即作⾊说：“汉家自有制度，本以霸王道杂之，奈何纯任德教！”并且叹说：“

我家者，必太子也！”

　　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历史资料，不仅是“真人实事”里面经常有很多牵涉⼊了有待我们重新考虑的情节。我们读史，尤其要注意古今环境之不同，及我们的立场与作者立场的差异。　WｗW.IｇMxｓ.ｃＯ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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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朝于公元前２０２年统一‮国全‬，分封异姓功臣为王者七国，同姓‮弟子‬为王者九国。又有侯国一百余。封侯只食邑，不理‮政民‬。王国则俨然‮立独‬“宮室百官同制京师”这只算是‮央中‬权力还没有稳定之前“不为假王填之，其势不定”的临时办法。所以帝业一确定，刘邦和吕后，就用种种方法，去消灭异姓功臣。內中只有长沙王吴芮被封四月之后病故，可算善终，又四传之后无嗣才除国。其他或遭擒杀，或被而亡命于匈奴，统统没有好结果。　　而吕后以女主专政，以吕产为相国，吕禄为上将军。吕氏封有三王，引起朝內大臣和朝外诸王嫉妒，酿成“诸吕之”直到吕家势力被扑灭，文帝刘恒被拥戴登极，汉朝帝业，才算稳定。文帝在位２３年，传位于儿子刘启，是为景帝，在位１６年。这３９年，从公元前１７９年到１４１年，汉朝的政局，开始正规化。据传统谥法“道德博闻曰文”“由义而济曰景”文与景都是上好称呼。而刘恒与刘启间轻刑法，减赋税，亲儒臣，求贤良，年岁收成不好就下诏责己，又不大更张，一意与民休息。其恭俭无为，在‮国中‬历史上造成“文景之治”是‮国中‬统一以来第一次经历史家称羡的时期。　　可是今⽇我们从长时期远距离的立场看来，这一段历史，也要赋予一种新的解释。　　‮国中‬因赈灾治⽔及防“虏”需要，在公元之前就完成了统一，在政治上成为一种超时期的早。汉⾼祖刘邦还沛县时，作歌鸣志自称“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內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！”可见得他在不经意的时候已经把个人功业和‮家国‬安危看作一体。创业既艰难，守成也不容易。因此他与吕后总以巩固新朝代为前提，甚至‮杀屠‬功臣，不择手段。从个人的立场，我们不能对他们同情。其残酷少恩，至少和“闻一不义杀一不辜虽得天下不为”的宗旨相违。可是从公众利益着想，我们却又感觉到因当⽇情况，他们只⾝负责天下一统的局面之棘手，诚有如１７００年后西方的马基维利著《威权皇子》时所说，执政者的恩怨与个人恩怨不同。司马迁记刘邦听说吕后已将他得意功臣韩信处死时“且喜且怜之”班固亦称“且喜且哀之”这样的记述和其他文字上描写汉⾼祖的情形一致，应当是基于事实。　　在纸张还未出现文书还靠木简传递之际，‮国中‬已经在一个广大的领域上完成统一，不能说不是一大成就。可是今后‮国中‬两千年仍要对这成就付出相当代价。各地区间经济因素的成长，是这些地区特殊社会与特殊文化的张本，也就是地方分权的据。在此种因素及其广泛实施和有关习惯法制都没有发展之际，就先笼头套上一个统一的‮央中‬ ‮府政‬，以后地方分权，就无凭藉。各地方连自治的能力都没有，又何遑论及民权？因此就只有皇权的膨与巩固。　　文景之治，表面上‮民人‬受惠，然则其施政不出于“开明专制”的典型。我们也知道：在一个广大的领域之上行专制，必自命开明。因为它执掌绝对的皇权，除了以“受天命”和“替百姓服务”之外，找不出一个更好支持它本⾝存在及其作为的逻辑。其真伪不论，即算它做得最好，顶多亦不过“民享”而不是“民治”长期如此，其权力必凝固而为官僚政治。　　在文景之治的阶段里，最重要的一个变动，乃是公元前１５４年“七国之”吴王刘鼻是汉⾼祖的侄子。他的长子刘贤在文帝时侍从皇太子即是后来的景帝饮酒博弈，两人发生争执，刘贤被景帝打死，皇室将他的尸体送还吴国归葬，而吴王坚持送他回长安埋葬，有让文帝景帝受道德责谴的样子，并且兹后即称病不朝。因此这纠葛及人命案可以视作以后吴楚叛变私下里的一个原因。　　实际上还有一个原因，则是吴国处于长江下游，煎矿得铜，煮⽔为盐，吴王即利用这商业的财富，减轻并替代‮民人‬的赋税，因之得民心。他又收容人才，接纳各地“豪杰”据当⽇的观念，造反不一定要有存心叛变的证据，只要有叛变的能力也可以算数。所以御史大夫（皇帝的机要秘书长）晁错就说：“削之亦反，不削亦反。削之反亟，祸小；不削反迟，祸大。”已指出一个地方政治经济和法制因素不能任之自由发展的道理。　　果然因削藩一事吴王刘濞反，其他楚，赵，济南，留川，胶东，胶西也反，以诛晁错为名。景帝起先倚错为先朝重臣图吴，这时又受袁盎之计杀错。晁错奉皇帝之召议事，他穿朝⾐晋谒，不料被骗，临头碰上一个离间君臣大逆不道的罪名被车载东市而斩首。这样七王就失去了称兵所凭藉的理由。　　七国的叛变，也因先朝宿将周亚夫的指挥得当，不出三月而事平，七王皆死，首事者子⼊宮为奴。又１１年景帝又以条侯太尉周亚夫“此央央非少主臣也”也就是看出他经常带有一⾼兴和不服气的态度，很难在继位皇帝下做社稷之臣的样子，找着细故将他下狱死。这时汉朝同姓‮弟子‬的王国，或国除改为郡县，或被‮裂分‬为小王国，其官僚亦由朝廷遣派，一到汉武帝初年，残存的王国更有名无实，汉朝实际已恢复秦朝全面郡县的体制。司马迁作〈景帝纪〉时，注重刘启一朝，为“安危之机”只有班彪班固⽗子作《汉书》时才強调文帝“宽忍”景帝“遵业”又提出“周云成康，汉言文景”的歌颂。　　‮国中‬官僚制度之下，皇帝是一切争端和是非的最⾼裁判者，即使对付技术问题，也必予以道德名义。很多事情其解决办法又要迅速确断，因此通常惨酷少恩。汉朝的皇帝中，只有第七位宣帝刘询对此情节了解最深，而且直言不讳。他的太子见他因大臣稍出不逊之辞，即将他们处死作诤谏，宣帝即作⾊说：“汉家自有制度，本以霸王道杂之，奈何纯任德教！”并且叹说：“我家者，必太子也！” 　　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历史资料，不仅是“真人实事”里面经常有很多牵涉⼊了有待我们重新考虑的情节。我们读史，尤其要注意古今环境之不同，及我们的立场与作者立场的差异。　WｗW.IｇMxｓ.ｃＯm